世界已滑入“马尔萨斯陷阱”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去年8月，我在《马尔萨斯陷阱3.0 | 世界正滑向危险边缘》写道：“世界正滑入零和博弈、存量厮杀的马尔萨斯陷阱。”
2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这样，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便出现粮食紧缺、人地矛盾，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饥馑、战争和疾病。（《人口原理》，马尔萨斯）
这就是困扰人类千万年的“马尔萨斯陷阱”：
一次次如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的传染病，一次次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百年战争、一战二战的大规模战争，一次次如孟加拉大饥荒、印度大饥荒的大灾难，掳走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将人类锁定在“囚徒困境”之中。
自牛顿、斯密、洛克以降，人类拾得科学之光、市场之器、制度之盾，总算冲破“千年停滞”之陷阱，乘上报酬递增之快车，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不过，每当技术革命步入尾声，技术扩散红利衰退，世界陷入低增长，人类便滑入马尔萨斯陷阱。
千禧年之后，第三次技术革命红利逐渐消失，纳米、基因、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雷声大雨点小”，世界经济逐渐步入低增长。
2008年，这场大危机直接将世界推向继1850年前后、1930年代之后的人类近代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
资产泡沫崩盘，债务危机爆发，民粹主义泛滥，欧洲政治斗争激烈，传统政客失势，意识形态冲突，社会愈加撕裂，货币发行失控，贫富差距扩大，贸易摩擦加剧，全球化治理倒退，全球化大退潮。
“马尔萨斯陷阱”从来都没有离开，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其本质是：零和（负和）博弈，存量厮杀。
在低增长的全球化时代，这场新冠疫情，刺破资本泡沫，引发全球恐慌，将世界彻底地推入马尔萨斯陷阱之中，具体表现为：
全球化时代的生存危机（传染病），货币超发掠夺财富，人为制造金融危机，还伴随着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以及地缘政治军事冲突。
本文为“马尔萨斯陷阱”系列第四篇，结合本次疫情与股灾，分析当前及未来全球化时代的马尔萨斯形态社会。
马尔萨斯陷阱之一《三大周期叠加 | 美国到底怎么了？》
马尔萨斯陷阱之二《中美正进入“马尔萨斯陷阱3.0 ”》
马尔萨斯陷阱之三《马尔萨斯陷阱3.0 | 世界正滑向危险边缘》
另，推荐相关文章《中国及世界经济未来如何演进？》
本文逻辑：
一、病毒全球化：马尔萨斯陷阱的推手
二、央行计划性：马尔萨斯陷阱的猎手
三、全球化治理：马尔萨斯陷阱的作手
（正文9000字，阅读时间约40分钟，可抢先阅读再分享收藏）01
病毒全球化
马尔萨斯陷阱的推手
去年，在“马尔萨斯陷阱”系列文章中，我并没有将疾病（传染病）纳入研究范围。
或许，很多人与我一样，早已将天花、鼠疫、流感等大规模传染病，排除在当今人类威胁名单之外。
但这次新冠疫情，再次告诉我们，人类对病毒依然知之甚少。未知的传染病，依然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巨大的威胁。
加上，在全球化时代，病毒全球化特征极为明显，病毒伴随着人流、物流在全球快速传播。仅三个月时间，新冠疫情已遍布各大洲（南极洲除外）各主要国家，全球感染人数破百万，死亡人数超过三万。
如今，新冠疫情已“世界大流行”，远远超过2003年SARS扩散程度。SARS是一场来去无踪的传染疾病，至今亦无疫苗和特效药。
还有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这场人类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造成全世界10亿左右人感染，死亡人数超过5000万，而当时世界人口不过17亿。
再往前追溯，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将天花带到美洲，导致90%的印第安人被感染死亡（《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
当今全球化时代，高速流动的社会以及落后的全球化治理，将加大传染病的传播力度，以及引发各种次生灾害，比如股灾、经济危机、国家冲突。
所以，传染病，新冠疫情，在这次马尔萨斯陷阱中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推手。
新冠疫情，引发一系列次生灾害，将世界推进了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一、新冠疫情刺破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累积的全球货币泡沫，加剧实体经济衰退、企业倒闭及工人失业，再次将世界经济锁定在低增长区。
二、美国政府启动“战时级别”的救市，美联储“无底线”地为市场提供资金，预计将增加经济的负债率，加剧市场的脆弱性，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将美联储的独立性原则破坏殆尽，或在将来引发更大的危机。（第二部分详细分析）
三、疫情按下全球化暂停键，各国“闭关锁国”，全球产业链硬脱钩，大批外贸订单被取消，重创原本正在退潮的全球化。
四、部分国家争抢战略物质，暂停粮食及部分重要医药用品出口，甚至扣留防护物资。
五、国家之间相互指责，意识形态冲突激烈，世界向左，刀口对外，争相甩锅，转移矛盾，公民权力与大政府主义、自由市场与干预主义、专业人士与权威主义正面交锋。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认为，这场危机可能会加剧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减弱。
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说：“COVID-19将创造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更低的世界。”
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我们将走向一个更加贫乏、吝啬和狭小的世界。”（WeLens ，Lens）
大疫之下，我们看到一个愈加撕裂的世界。
世界为何会走到如此地步？
技术停滞与制度退化，是马尔萨斯陷阱出现的两大条件。
如今，底层技术革新进入低潮期，全球化市场加剧了疫情的传播，落后的全球化治理（制度因素）又在病毒防控面前一败涂地。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疫情防控的主体是大政府，其方式是战时管控，中断市场，政府调配。中国的行动证明这种方式是有效的。
在高度市场化的国家，疫情防控的主体是大市场大社会高效政府，其方式是平衡防控，即控制病毒与社会经济运行同步，依赖于领先的医疗技术、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以及相对高素质的国民。
目前，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采用这种方式获得一定的认可。
但是，总体来说，欧美国家在这次病毒防控中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是，他们信任了全球化市场，但是忽视了全球化治理的落后。
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治理本身具有一套病毒防控模式。全球化是疫情扩散的加速器，同时在防控病毒方面也具备它的一套逻辑：更发达的市场，更先进的医疗技术，更紧密的国际合作。
这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但是，由于全球化治理的落后与倒退，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后，全球化反而成为了全球开放经济国家的重大威胁。
全球化，是一个国家主权不断地向外让渡的过程，包括让渡关税主权、货币主权、财政主权、司法主权等。全球化发展越深入，国家的力量越被削弱，政府权力越弱小。
全球开放经济体被迫回归到国家治理模式之中“挣扎”：他们担心“闭关锁国”重创高度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担心大政府主义埋葬全球化带来的自由主义。
但是，病毒是无情的、残酷的。
以意大利为例。
意大利是全球疫情的重灾区，确诊人数多，死亡率高。为什么？
一是前期政府效率不高，二是公共医疗资源不足。
意大利的医疗技术在全球非常领先，但是公共医疗建设滞后，检测试剂盒紧缺，很多患者未被检测、未被发现。同时，重症医疗资源不足，全国ICU床位只有5000张。相比之下，日本的千人病床数量排名世界第二。
若往前追溯，意大利的问题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触发的债务危机（欧债危机）。债务危机导致意大利民粹思潮泛滥，政治势力更迭，政府威信与效率受挫；同时财政羸弱、债务如山，导致公共用品，包括公共卫生资源，供给不足、更新滞后。
为什么意大利会爆发债务危机，而德国却没有？
意大利的债务危机与欧盟的治理有很大关系。欧盟是当今全球化治理最先进的体系，但是内部依然矛盾重重、债务问题突出。
1999年，欧盟实行统一货币——欧元，当时意大利的财政并不满足加入欧元区的条件，但是它作为五大创始成员国“破例”入围。
此后，意大利糟糕的财政为欧元区埋下隐患。在统一的货币体系下生存，相当于与博尔特（德国）绑腿跑步，财政实力不足的意大利被甩到后面，弄得人仰马翻，债务日益高涨。
欧元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财政，以平衡弱经济体、弱财政国。这是欧盟治理模式中的重大缺陷。
在欧盟内部，商品、资本与人快速频繁流动，意大利沦陷后，新冠疫情迅速占领欧洲。
我们主要看德国。德国确诊人数规模巨大，但是死亡率极低。同在欧盟体系内，德国与意大利走向了两个极端。这是为什么？
在欧元区内，德国是欧盟的顶梁柱，经济实力强劲、财政状况较好，其财政政策与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契合度高。换言之，德国获得了较多欧洲一体化的红利。
所以，德国一直是欧元区的受益者，其政府信用较高、执行力强，医疗技术先进，公共卫生资源充足，尤其是应对疫情亟需的检测试剂盒、重症监护病床和ECMO（体外膜肺氧合）。
平日，德国医院的重症监护病床达28000张，比欧洲的平均水平高出了1/3。根据世卫组织2018年的数据，德国医院平均每千人有8张床位，意大利只有3.2张。
据世界银行的官网数据统计，德国平均每1000人就有13.2名护士，美国的这一数字为8.6，意大利只有5.9。在本次疫情中，护士比例高的国家，死亡率明显更低。
德国政府从德国精密医疗设备制造厂商德尔格沃克采购了10000台呼吸机，德国呼吸机总数达到了38000台。
还有重症患者急救关键设备ECMO，目前世界三大ECMO技术掌握在意大利、瑞典、德国、英国及美国公司手上。德国具备这一产品的生产能力，同时拥有较大量的存货。
中国尚无法国产，全国只有400多台，本月曾向德国紧急采购了16台ECMO。
当然，死亡率远低于意大利，还要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新冠患者的平均年龄远低于意大利。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德国作为欧盟“带头大哥”，援助了意大利和西班牙。德国将空客改装为“ICU”救援机，从意大利空运重症患者到“德意治”。
“疫情之下，欧洲必须团结起来。”
德国前联邦环境部长、联邦议员特里廷认为，“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一场德国危机，而是一场全球性危机。”
不过，全球范围内撕裂已不可避免。疫情之下，全球产业链硬脱钩，一些国家开始自建产业链，适应“闭关锁国”的日子。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口号，孕育着反全球化、保护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安思潮及对立情绪。
这次疫情，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全球化治理的一次考验。“风月同天”，人类如何在一个“平的世界”里一起赚钱、一起生活，同时一起抗击病毒？
迄今为止，疫情全球化将全球化治理撕得支离破碎，世界卫生组织信誉扫地，国家主义完胜，大政府主义抬头。
病毒，穿过千疮百孔的全球化治理，彻底地将世界推向马尔萨斯陷阱。
02
央行计划性
马尔萨斯陷阱的猎手
国家治理以及全球化治理，是当今人类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
可惜的是，全球化治理一败涂地的同时，国家治理也节节败退。
新冠疫情刺破了累积十余年的全球货币泡沫，同时加速冲击实体经济。
美国政府启动“战时级别”的救市计划，资金高达2万亿美元。美联储提前进入大危机管理模式，将利率下调至零，无限量购买国债，绕过商业直接向企业、家庭、个人贷款，购买公司债和ETF债券。
显然，美国政府及美联储将新冠疫情定义为一场社会危机或“灾害”。这次“无底线”救援超出了“救市”范畴，未尝不可。
但是，这次救援行动彻底恶化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及治理模式——美元与美债“合体”，美联储与联邦政府“合谋”。
如今的世界，已经彻底进入了“央行计划经济时代”，一个理性预期的泡沫时代。
当经济下行时，央行开启宽松闸门，当经济过热时，央行开始紧缩。即便发生大危机，央行实施“无底线”救市，将危机拖延、分散与转嫁。如此反复操作，世界似乎尽在央行之手。
但很可惜，这无疑是一种由权力傲慢与经济利益裹挟的“致命的自负”（《致命的自负》，哈耶克）。
受资本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的支配，美联储在一次次“不对称操作”中，进入零利率的死胡同，捉襟见肘、缴械投降。
在这次救援行动中，美联储突破了“最后的贷款人”的界限，使出十八般武艺，成为了“最后的买家”。
这种“无底线”救市，表面上救民于水火，事实上是公然上演最恶劣的财富存量掠夺。
美联储与美国政府维持着一种低效的制度：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泡沫、高杠杆。这种制度下，低通胀安抚穷人，低利率激励富人，中产则长期受害。
“货币盛世”之下，谁越接近铸币权，谁就更有机会获得更多财富。
当直升机撒钱时，捡到钱的人相当于抢夺了他人的财富；没有捡到的则被他人掠夺。房地产、金融、基建、大型企业，靠近水源地；软件、设计、知识服务、制造业、蓝领工人，则远离水源地。
首先，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政府、建制派及华尔街金融机构。
美联储被美国政府绑架，美国政府长期从美联储手上攫取货币发行权的垄断租金，借此大规模扩张国债，以满足福利民粹之需换取政治选票。
低利率刺激资产价格膨胀，美国金融机构及富人的财富大幅度增加。资产价格膨胀，抽离了实体资金，不利于实体制造企业及蓝领工人的收入增加。长期被低通胀迷惑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财富差距越来越大。
再看中产。房产，是富人的财富，却是中产的真实债务。富人可以做资产配置对冲风险，而中产财富多压在房产上动弹不得。
事实上，每一次金融危机，每一次救市，每一次货币超发，都是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存量财富掠夺，都加剧了贫富差距、经济结构及社会失衡。金融危机爆发，中产的财富大幅度缩水；每次金融危机后，富人的财富反而增加。
美国的贫富差距从1980年代开始持续扩大。这四十年，是美国金融混业时代，资产价格膨胀的时代，也是美国货币超发的时代。金融繁荣、资产价格膨胀、货币超发叠加救市行动，大幅度地加剧了贫富差距、经济失衡及社会分裂。
所以，这次马尔萨斯陷阱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货币超发引发大规模的财富存量掠夺。
如今的贫富分化与20世纪存在显著差异：穷人与失业者获得更多生活保障；中产阶级纳税高、负债高，真实财富受到挤压；高收入阶层受益于资产泡沫，财富规模暴增。
以本次救市为例，美国政府的救济金额高达2万亿美元。其中，向个人最多支付1200美元、夫妻2400美元、每个子女额外500美元；向小企业提供3500亿美元贷款，用于支付薪酬、工资和福利；建立一个50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池，给企业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
美联储购买国债给政府融资，购买抵押债券、ETF债券、企业债给金融市场输血，同时也直接向企业贷款。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试图保障低收入者和失业者，美联储则供养富人、金融机构。
这种做法不断地推动美国从橄榄型社会走向幂律型社会：
美国政府迎合民粹势力，靠举债提供大规模的社会福利，为最底层民众兜底；中产阶级被压缩，真实财富缩水，生活处境更加艰难；顶部的富人则受益于美联储持续宽松货币刺激下的金融资产价格膨胀。
我曾在《马尔萨斯陷阱3.0 | 世界正滑向危险边缘》预言：
“若未来资产价格再次崩盘，又将进一步将世界推向马尔萨斯陷阱3.0的深渊。”
“资产价格泡沫崩盘，是对这一马尔萨斯行为最严厉的惩罚。但这一惩罚，回头又会促成救市之行动，掀起更加狂暴的存量掠夺。”
“这似乎是一个死循环。”
若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这是国家治理的倒退，简单概括是美债美元化，美联储政治化。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将货币政策提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的高度。弗里德曼担心货币政策将成为新的“利维坦”，建议将其关进笼子里，以立法的方式固定货币发行量。
显然弗里德曼的建议无法被采纳，但这头“利维坦”，后来被施政者异化为比财政政策更加凶猛的干预工具、财富掠夺工具。
当今世界处于底层技术周期底部，叠加全球化治理倒退，国家治理倒退，世界又怎能不滑入马尔萨斯陷阱呢？
03
全球化治理
马尔萨斯陷阱的作手
疫情期间，两大宏观主题备受关注：一是传染病改变历史；二是大危机、大萧条爆发的概率。
如今，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叠加史诗级的股灾，还有被动的“闭关锁国”，很多人都在担心，疫情过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有人担心，世界将爆发类似1930年代的大萧条及大动荡。
最近，桥水创始人达利欧多次强调，如今的世界与1930年代非常相似，债务膨胀，央行无力回天，民粹主义崛起，国家及意识形态激烈冲突，世界秩序面临重塑。
我们看看，如今的世界与1930年代到底有多少相似之处。
从1929年到1939年间，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1929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持续多年的大萧条；
大萧条引发社会危机，民粹势力崛起，大政府主义登台，美国罗斯福持新政入主白宫后，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提高关税，发起贸易战；
紧接着，欧洲各国纷纷效仿，以邻为壑，“高筑墙，广积粮”，全球化大退潮；
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簇拥下，纳粹党上台，德国经济开始军事化，希特勒不是“缓称王”，而是要开始吞并欧洲；
希特勒先与英、法、意在慕尼黑会议上获得了苏台德，接着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然后与“北极熊”合谋，瓜分波兰；
东亚这边，日本军国主义迅速得势，日军对中国发动全面入侵战争；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30年代是人类近代社会一次极端的马尔萨斯陷阱（近代第二次）：爆发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以及最残酷的世界大战。
这次马尔萨斯陷阱具备两个重要条件：
一、技术周期底部。
通常，底层技术革命的周期为100年左右，技术红利期为50年左右。
进入20世纪后，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60年代）的技术红利逐渐消失，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衰退，存量财富争夺加剧，一战爆发。
一战后的1920年代，美国经济异常繁荣，大量黄金、资本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制造了虚假的“柯立芝繁荣”。
这其实是滑入马尔萨斯陷阱前的“回光返照”：
当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下滑，越来越多资本在金融市场中空转，推高经济杠杆率及金融资产价格。当股市突然崩盘，进而冲击最弱的实体经济，大危机爆发。
严格上说，近代第二次马尔萨斯陷阱包括一战、大危机、大萧条与二战。时间跨度长达40年左右，均处于第二次技术革命周期底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前夜。
二、制度建设倒退。
当技术衰退，经济低迷，收入下降，国家制度及国际秩序往往遭遇严峻的挑战。
比如，一战爆发时，欧洲打成了一锅粥，欧洲将国际黄金标准的管理权交给了隔岸观火的美国。
国际黄金标准是当时的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的任务是负责在战争期间维持这一体系运行，避免黄金贬值。
当时刚刚成立一年的美联储接手后很快就破坏了这一国际规则。一战促使大量黄金流向美国，美联储打破了黄金标准，大幅度抬高美元，让黄金快速贬值，试图以美元取而代之。
黄金标准被打破，导致黄金的神圣地位被动摇，欧洲人开始对黄金、对金本位产生了不信任感。这间接导致一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四分五裂、动荡不安，国际交易成本极高。
又比如，一战后，战败国德国遭受制裁，国内爆发人类史上极为罕见的通胀，马克沦为废纸，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
当时，德国国内民族情绪及工人运动高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脱颖而出。
德国历史学派鼓吹“德国特殊论”；克虏伯的继承人加入德国纳粹党，克虏伯帝国成为了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流亡荷兰的威廉二世，还为希特勒提供了200万马克的援助。
大政府主义及政治强人对国家制度及国际秩序的破坏，对国际经贸关系的打压，相当于抽走了压舱石和稳定器。
可见，当世界进入技术底部周期，国家制度及国际秩序一旦遭到破坏，这两个因素叠加，人类将不可避免地滑入存量厮杀的马尔萨斯陷阱。
再看当今的世界，是否存在这种危险。
第一，与上次马尔萨斯陷阱类似，目前世界也处于底层技术周期的底部。
上次技术革命爆发于二战后，石化、航空航天、核能、半导体、计算机等军工技术市场化，给五六十年代的欧美世界带来持续繁荣。
接着七八十年代开始，通信技术、电子产品、互联网、精密制造、生物技术等再掀波澜，欧美经济持续增长。
但是，进入90年代，技术红利随着技术扩散路径而逐渐递减、消失，世界经济增长逐步进入低增长区：
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持续低增长；德国在东西德统一后，经济增速稳步下行，欧洲在千禧之年已进入低增长区；凭借信息技术的垄断力量和美元红利，美国经济撑到了21世纪，但最终被2008年金融危机终结；危机后，韩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衰退，阿根廷、俄罗斯、土耳其遭遇货币危机，金砖国家“变色”。
如今，备受期待的纳米技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基因技术依然“雷声大雨点小”，尚未完全进入大规模商用、量产阶段。
反过来，过去十多年，随着技术动力衰退，越来越多资本进入金融市场空转，类似1920年代的美国，推高了资产泡沫和经济杠杆。
比如，2007年次贷危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及金融管制助长房地产泡沫及金融衍生品；危机后，量化宽松推动美股十年大牛，美债急速膨胀；同时，中国房地产连战连捷；还有2017年，比特币及数字货币泡沫。
所以，这轮马尔萨斯陷阱应该始于2008年大危机。这次疫情及股灾，让世界深陷其中。
第二，制度建设同样在倒退。
与1930年代不同，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程度高很多，国家权力受到全球化的削弱。如今国家的经济主权更弱，执行效率更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制度建设倒退，因为全球化治理正在替代国家治理。
但是，这次疫情及股灾同时暴露了全球化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两大短板。
全球化治理方面：
一、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受到诸多质疑，公信力大减；同时，在应对疫情“世界大流行”时，力量非常有限。
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最大贸易体系，其自身规则滞后，仲裁机构长期停摆，近些年国际贸易摩擦激烈，亦毫无作为；同时，针对当前“闭关锁国”，一些国家禁止大米出口，拦截口罩等医疗资源等问题，尚未建立“病毒全球化”的应对方案及相关规则。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全球“央行中的央行”，尚未建立一套适应全球化的跨国货币体系（特别提款权的行使权力受约束）；同时，任由经济全球化与货币国家化的矛盾恶化，任由美联储数次量化宽松，美元任意贬值，客观上破坏他国货币政策独立性，造成“祸水东引”、“转嫁危机”。
再看国家治理方面。
这次新冠疫情，促使世界各国快速地从全球化中撤回到国家行政主权之内，可能逐步回归到国家经济主权。
新加坡、俄罗斯、澳大利亚较早封闭国门，抑制疫情进一步扩散。行动缓慢的欧洲、美国则被大面积感染。欧美国家相信全球化市场，但是忽视了全球化治理的失败。
一旦“闭关锁国”，退回到国家主权之内，国家治理的退化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比如，政府没有能力进入战时管制，没能力重建已丢失的产业链。
最后，只能使用一种办法：兜底。
美联储的货币闸门完全敞开，美国政府予求予取，为整个社会兜底。救援行为本身没问题，但背后却体现了国家治理倒退——联邦政府完全转向攫取货币垄断租金，美联储被国债绑架丧失了独立性。
这种“兜底”方式潜藏着社会矛盾，穷人获得保障，中产受损，富人更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政府负债率持续上升，债务风险巨大。
事实上，从1930年代到二战期间，美国负债率持续上升。而这次，如果2万亿救市计划实施，美国的负债率将达到二战期间的最高水平。
二战后，技术革命爆发，经济持续繁荣，美国政府征税，烫平了那次债务脉冲。这次，该如何化解呢？
总体来看，当今世界处于技术周期底部，制度建设亦在倒退，但相较1930年代，全球化程度更高，社会福利水平更高，且有核武器制衡，这次马尔萨斯陷阱不太可能出现较大规模战争。
但是，这次马尔萨斯陷阱定然会出现激烈的贸易摩擦，严重的国家及意识形态对立，泛滥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还有大规模的隐性的财富掠夺。
这该怎么办？
技术创新和制度革新，是人类跳出马尔萨斯陷阱之关键。
如果全球化治理未能提升，各国该如何度过技术周期底部，“静待”下一次底层技术革命的到来，带领世界走出这次马尔萨斯陷阱？
需要说明的是，技术革命并非一定会到来，技术创新源自人力资本的积累及有激励性的制度。
下面我主要说三种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与德国模式。
这三个国家，人力资本都非常雄厚，关键看制度是否具有激励性。
美国模式，可以理解为“刀锋模式”。
从绝对面来看，美联储与联邦政府的制度退化，有助于保障底层社会，有助于富人及金融机构创富，不利于中产、实体经济及技术革新。
但是，从相对面来看，美国利用其军事、政治以及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优势，一次次地在泡沫危机中化险为夷。即便是在金融泡沫之下，依然有大量资本、人才加入美国，其创新能力依然首屈一指。
所以，美国模式有机会突破马尔萨斯陷阱，但过程无疑是动荡不安、惊心动魄的。
这种模式独一无二，仅此一家。它利用了全球化后治理的脆弱，“攫取”全球人才与资本之精华，而后成其大。当然不可否认，美国最大的优势可能是其制度的可修复性。
日本模式，可以理解为“装死模式”。
自泡沫危机后，日本在痛苦中艰难转型。日本政府大力支持基础科研，日本企业往上游基础技术转型，如今日本已经积累了包括精密机床、机器人、半导体材料、大型核电、氢燃料、能源存储技术、生物科技等核心技术。（详见《平成三十年 | 樱花落尽，默语重生》）
日本的优势是藏富于民、贫富差距小，经济稳定性更强。但是，日本是富了民众穷了政府。日本政府负债率是全球最高的，高达253%，远超美国。日本央行是日本股市、大型财团真正的买家。
所以，日本一个突出特点是，风险全部集中到政府手上，民众富有，社会福利好，居民负债率相对低，房地产和金融泡沫低，但政府负债率极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负债基本源自本土，很少外债。
所以，日本模式是政府挑重担，全民共度难关，悄无声息地“静待”技术革命到来。
德国模式，可以理解为“稳健模式”。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一怕打仗，二怕通胀。
近70年，德国的通胀控制得很好，政府负债率和居民负债率都不高，资本市场不繁荣，金融风险低，银行与大型制造业捆绑，支持制造业深耕细作、技术创新，大型实体的现金储备较多。（详见《以德为鉴 | 这才是真正的德国模式》）
德国的弱点不太明显，目前及未来最大的麻烦可能来自欧盟的分歧与分裂。
在应对本次疫情时可看出，日德更加稳定，美国相对大起大落。
不过，美德日及他国若要以技术突破这次马尔萨斯陷阱，皆离不开全球化市场。因此，亟需重塑全球化秩序，提升全球化治理水平。
最后，滑入马尔萨斯陷阱的国家与人生是不幸的，尽量收起锋芒，“静待”花开。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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